针对外来工融入城市的户籍难问题，广东的一些城市试行“积分入户”政策。但有批评指出，积分政策“嫌贫爱富，嫌老爱壮；大部分只从城镇经济发展需要的角度考虑入户条件，农民工的真正贡献、合理需要和内心愿望尚待关注。

　　农民工可凭积分入户广东，不过要拿到足够的积分，难度太大了。（勾犇/CFP/图）

　　“要靠积分入户成为深圳人，简直比中彩票还难！”农民工雷明得知积分入户指标后，长叹一声。打拼了半辈子，他做梦都想要一个深圳户口，却始终难以如愿。暂住证取消前，他还因无证两次被抓进看守所。

　　中山、深圳、东莞等广东城市自2010年起正式实行外来人员积分入户，以学历、职称、年龄、社保缴纳情况等指标计分，达到一定分数即可申请入户，按分排队。结果几家欢乐几家愁。夹心层中，高学历、高职称的

　　持欢迎态度；学历不高、在当地多年居住者，抱怨门槛太高。

　　而绝大部分底层农民工则对此毫不关心。以深圳为例，1000万外来人口中，农民工约占800万，而去年入围的3227人中，农业户籍者仅占14%。就像被狂风旋起的落叶，在城市打了一圈转儿后，大部分人被不留痕迹地扫走了。

　　面对这种情况，2011年7月12日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提出，要积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，建立规范有序的外来人口融入城市、农民工融入城市的“通道”。广东省人保厅官员透露，2010年全省“积分入户”政策已让10万外来工落户城镇，今年将至少将扩大到20万人。此外，该省解决外来工子女“积分入学”的办法也在酝酿中。

　　夹心层：希望与失望

　　凭着大学学历，中学教师李凯顺利拿到了户口指标，却在最后一刻放弃了——他发现，自己能以招干途径入户深圳，而积分入户算招工，身份有天壤之别。退指标卡时，他看见桌上已经有一叠退回的指标卡。

　　积分入户制的蓝本，是2009年由时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与人口学研究所所长的郑梓桢，应中山市流动人口办邀请设计的。郑梓桢查阅了美国、英国等国的移民要求，

　　以及香港的入户指标，最核心的指标是文化程度。此外，核心指标还包括：人口素质、年龄、技术。他据此设计出一套指标，教育程度、职称和技术等级越高，分值较重；年龄在16到35岁之间还可加分。中山成为全国首推积分入户的城市，这一制度随后被广东各市推广开来。

　　李凯“浪费”的这一张指标卡，不少人苦苦求而不得，其中包括李红玉。卡住她的，是学历。

　　1990年，高中毕业，李红玉到深圳打工。21年间，李红玉一直是“外来人口”。

　　深圳市发改委人口处数据显示，2010年底，深圳人口数达到了1323万，其中户籍人口仅260万，其余都是外来人口，倒挂现象被称为“全国之最”。

　　一开始，她在流水线末端包装玩具手枪，然后焊接，连续数小时都无法抬一下头，否则一瞬间流水线上的玩具就堆积如山；上厕所限时3分钟。焊接时松香熏烤，现在她稍用眼过度就会流泪。而且一到雨天，肩膀和手臂就酸痛难忍。

　　更难忍的是恐惧。她至今还记得查暂住证的一幕幕：深夜的房门被踢得咣咣巨响，在寂静中格外惊心动魄。害怕的同屋女孩咬着被子不敢出声，瑟瑟发抖。全屋12人，10人因无证被抓，她去看守所领人，一人500元。走在街上，警车闪烁，她常看见一车车人被运走。这些噩梦般的记

　　忆，多年来一直撕扯着她，让她极度想有一个深圳户口，获得尊严。

　　为改变自己的命运，她自学技术、电脑，成了流水线主管。她去过国企，又到了一家社工机构，2008年通过了国家第一批社工资格考试。但户口问题始终没有解决。身份证丢了、要去近在咫尺的香港自由行，需要坐两天一夜的火车，回陕西汉中老家办证。

　　去年，积分入户给了她希望。社工组织鼓励她参选鹏城慈善楷模评比，听说市级表彰可以加分，她报了名。三轮评审后，她选上了，从深圳市副市长手中接过了奖杯。但因为缺少一个盖公章的证书，分没加成，她只有七十多分，入围线是100分。献血能加分，她有朋友为此专门去献

　　血，最终也没过线。

　　南方周末记者联系到的数名去年深圳、东莞积分入户成功者，都自认胜出是因为学历、职称。这些走不通传统招调工和招干路线的夹心层，寄厚望于年龄上限更宽、不需单位就可自行办理的积分入户，认为这种途径更加透明。和被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教师郑广怀形容为“入户难度超过外国移民”的其他中国大城市比，他们在广东以积分的形式入户，相对容易。

　　农民工：积分入户太遥远

　　“因为资源短缺，实力还不足，我们的城市还达不到随便让人进出的程度。”郑梓桢认为，积分制实现了这种前提下的公平分配：清晰、简洁，避免暗箱操作和户籍腐败。积分制还为农民工入户打开了一扇大门：“确实有城市不想让农民工入户，积分入户就是逼着城市前进。”

　　但在现实中，入户的农民工寥寥无几。深圳龙岗区预防保健所医生孙景营去年幸运地以100分踩线过关，在他和入户朋友的QQ群里，医生、老师、会计过半，其他是工厂高级

　　员工。东莞市厚街镇新莞人服务管理中心也表示，去年入户者中，医生、护士占了一半，老师占三分之一，农民工很少。

　　经过达标人口数计算，今年东莞将入围分统一确定为130分，过线均可入户，但在东莞市长安镇电子厂的农民工林盛森看来，很多工作了十几年的普通农民工都攒不够分。“社保或居住证都要累计才计分，这对农民工太苛刻了。”

　　有多少农民工尝试过积分入户？深圳的三个农民工NGO——龙岗区的打工者之家、宝安区的手牵手和春风劳动争议服务部都表示：没有见过这样的人。

　　“工人一个月休息两天，一天工作10个钟。献血需要休息一个星期，旷工要扣工资，你说要加这个分，容易吗？”一个农民工问。绝大多数人，则根本就没有听过积分入户。在东莞著名的制造业基地长安镇，情况也是如此。

　　“把农民工、博士、硕士，放到同一个平台上进行竞争，这很不公平。”深圳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所所长翟玉娟评价。

　　农民工缺乏夹心层对政策的敏锐嗅觉，更关心眼前问题：怎么让孩子读书，工资怎么不被拖欠，工厂肯不肯给买社保。购房、缴纳社保可按年限积分，但这对他们并不现实。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统计，深圳过半外来工没有任何社保。

　　农民工吴昌乐就没有社保。穿过宝安区后瑞村熙熙攘攘的人潮，走过狭窄阴暗的楼梯间，就进到他和妻子租住多年的一间10平米小屋，主要家具是一张床，惟一的家电是一台坐扇。他的两个女儿都在亲戚家留守，读高中的大女儿暑假过来打短工，他就席地而睡。

　　2010年的第一时间，他在手机QQ上读到了积分入户的消息，第一反应是：“太遥远了，想都不要想。”哪怕给一个落户指标，他也不敢要。深圳的房价早就超过了农民工的想象极限，他连小区物管费都出不起。

　　吴昌乐觉得，对深圳这座繁华光鲜的城市，他从来没有家的感觉，总感觉被抛弃。“受过工伤的工友，这种印象尤其强烈。”一个劳工NGO的负责人说。

　　在他的老家湖南邵阳，家里的木房多年没住人，已经朽坏；部分田地早就抛荒。但回乡似乎是他惟一的归宿。偶尔去市区，从宝安区到深圳市中心的半路，会经过一个叫“鲤鱼门”的地方。他觉得自己就是一尾竭力挣扎的鲤鱼，却拼死也跳不出农门。“来的时候，我身强力壮。回去的

　　时候，就像一株草一样枯萎了。”

　　农民工林盛森得到过入户资格，去年东莞分区派发积分入户指标，他所在的长安镇比市中心区要求低很多。但他发现，没有房子，学历和收入不高，入户后面临的生活压力太大；还得退还家乡土地，失去了后路。权衡后，他放弃了。

　　“部分条件和要求并不合理，明显的嫌贫爱富，嫌老爱壮；大部分只从城镇经济发展需要的角度考虑各项入户条件，农民工的真正贡献、合理需要和内心愿望尚待关注。”研究了深圳、中山、东莞、珠海、佛山等地的积分入户政策后，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黄巧燕在给南方周末记者的邮件里总结。

　　政策争议：海洋不能只有鲨鱼

　　刘开明认为，积分入户实质是一种排斥政策。“我觉得政府官员都把工人看作低素质的人，这个是关键。官员都想要高素质、高端的人才，就像一个海洋他只要鲨鱼。但他们不知道基本的道理：如果没有小鱼和虾米，这条生物链会断的，最后鲨鱼会死去。”

　　这是积分入户引起的主要争议——农民工和夹心层处于被任意挑拣的地位。广东省社科院教授丁力认为，积分入户未脱离政府过于强调“效率优先”的老思路。在有深圳特

　　色的入户指标中，也能看出其人口政策的逻辑连贯性：将产业升级和人口政策捆绑解决。深圳此前制定人口政策时，也参考过美国等国的移民指标。那么，包括中山经验在内，参考国际移民的指标，制定一国内部某市的户籍准入指标，是否合理？刘开明在很多欧盟国家看到，合法居住一定年限后就可申请入籍；哪怕它们的移民要求再苛刻，一踏上其国土，非法移民的子女也能接受免费教育。而很多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生活多年，却只因户口在异地，享受不到任何公民待遇和福利，迁户更难如登天，这并不合理。

　　名额太少，是积分入户的另一个争议。深圳社科院社会发展所所长杨立勋认为，客观现实是，必须考虑城市的承载力，比如深圳福田区的人口密度已经超过香港。“要跟当

　　地的经济、社会发展程度协调。今年城市的容量只能增加4000人，假如有1万人达到标准，那就只能排队了。”郑梓桢说。去年东莞指标为1万多人，深圳4600人，中山和广州3000人，预计名额在今年会以较大幅度增加。

　　但这种增长仍然跟不上一代外来工老去的速度，跟不上其子女成长的速度。许多城市有极庞大的外来人口数，望不到尽头的排队让人心生退意。有人为让孩子提前适应家乡

　　高考，在十多年后举家搬回已经陌生的故乡：他可以在几年后积分入户，但孩子“等不起了”。

　　深圳的农民工代表吉峰承认，让所有人一下子全部入户不现实，但在他看来，城市管理者口中的“资源有限”，似不作为的托辞。他说，深圳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仍占半壁江山，创造过半税收，“纳过税就有权利，你们有没有说税不收了？”

　　“为农民工创造在其劳动贡献地点获得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的条件，应当是相关政策的主要目标。这个目标的实现，如果仍然以入户为前提，实际上仍然是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一个变种。”黄巧燕评价。

　　郑梓桢一直呼吁，在实行积分入户的同时，要施行包括教育、医疗、住房在内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，“两种制度并行”。广东省2009年底制定了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纲要》，“对那些入不了户的人，也能在基本公共服务里保证底线的公平”，深圳也在为外来工子女提供大量免

　　费的公立学校学位。在增加工资之外，这或许是让外来工融入城市的最佳途径。

　　但和户口立竿见影的好处比，这种等待太长。夹心层李红玉仍寄希望于积分入户。哪怕此路不通，她还有两条路：一条是随迁——离过婚的她去年再婚，对方多年前在龙岗买房入户。第二条，是等待约在2011年年底出台的社保入户——深圳市发改委人口处负责人透露，学历不高、来深多年者，在深圳缴纳社保一定年限就有机会入户。这个年限，“我们预计为十年”。

　　（应受访者要求，李凯、李红玉为化名）